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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•康熙三十三年版《居官福惠全书》稀见善本 （图源网络）清朝州县官上任必读哪部书     清嘉庆年间，清军守备彭华因立有战功，被四川总督勒保任命为巴州知县。彭华满心欢喜但又犯愁，他是行伍出身，不懂得怎么治理地方。为此，他向历任州县官的义兄刘清请教，刘清告诉他说：“我有一部对你很有用的书，可以送你。”这部书就是风行清代二百余年的“官场教材”——《福惠全书》。     这部书共分为十四部，计三十二卷，主要内容就是讲述如何做一个州县官，可谓详备实用的官箴大全之术。书的作者叫黄六鸿，康熙时做过两任知县，官至工科给事中。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致仕回乡，次年这部官场教材便刊印出版。作者在抒写自己两任知县经验体会的同时，大量引用公牍案例，几乎将州县事务囊括殆尽。因其内容切实和可操作性，一经推出便在坊间盛行，成了州县官的必读书。凡是大清的州县官们对它无不深刻研究，称此书读一遍可保官位不失，熟读者可保终生富贵，视其为官场秘笈。     不可否认，《福惠全书》向世人传达了一种风俗淳美，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化乡村治理模式，但更多地阐述了清代州县官的处世原则。全书透露出州县官的权轻职重使其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，于是敬上安下就铸成了他们的生存与处世之道。《福惠全书》直言相告，州县工作实际上只有两件事，一是“敬上”，二为“安下”，而且关键在于“勤”和“慎”，要把上级领导侍奉好。     所谓“敬上”，顾名思义就是敬重地位比自己高的人，这是处理和上级关系的大问题。州县官是最基层的地方小官，需要面对各级上司的监督考察。黄六鸿认为，在面对关系其身家仕途的上司时，要因人而异，随机应变，而且必须要恭敬勤快：“敬则傲慢不敢生，而参见毕恭毕慎，仪节必时比周；勤则怠忽不敢萌，而奉行之必详必速，咨请之必婉必诚。”     与上司相见，正是上司观察下属才品之时。因此，县官在面见上司时，先要知晓礼仪、见时审时度势、察言观色，话语要点突出、详略得当。“语寒暄则先后有序，禀公事则详切有要”；“观喜怒而委曲致对”，“容止跪拜，进退疾徐”，“此则恭慎之谓也”。同时要注意“馈送土宜，悉照旧规，务于先期躬亲简点”。     对于上司发行的文告，需要“奉到上行，审度轻重，登号发房，宜详始末，立即申覆，尤加亲阅，切勿虚词巧饰以示欺”。写给上司的禀帖，事先要了解到上司的履历、名讳，引用典故亦须字句斟酌以防异意，禀启用俳语以表恭敬，叙述要典雅简练，切勿填砌故事，篇牍繁芜。行文要揣摩上司意旨如何：“未审之先，要请教口气，以便迟速宽严；既审之后，要请教口气，以便轻重定拟”。     若是上司经过县境或亲临视察，县官更需细致周到。事前探听动向，必要时亲自迎接。并要“须先探听官员几位，跟随若干人，乘马若干匹，以便预备”。甚至“桥梁道路，应修治者速为修治；河津应设渡船者，速为调集；公馆之应封贴扫除，毡彩床桌器用之应借办，供给食用，长马槽棚草料之应整备，俱要一一足用无缺”，必须“刍舆按部，厨传供帐，丰盛宜加，册籍仗仪，整齐具备”。而那些文告、差遣等细节“皆以卑奉尊，以下事上之正轨也。”同时，对上司下属的差役亦须小心应付。     敬上必须有始有终，即使离任时更要注意礼数：“然辞别上司，礼节仪文尤宜从厚加谨，毋谓离任，便系客官，可以大意而行。每每获罪上司，致有不终之失，可不戒哉”。由此可知，敬上贯穿于知县为官生涯的始终。古往今来各种版本的《福惠全书》     所谓“安下”，顾名思义就是安抚地位比自己低的人，这是处理和下属关系的大问题。县官在一地县境之内，首要是爱民，其次还要善待同僚、驾驭胥吏、礼遇乡绅等。周旋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，尤须小心应付。对此，黄六鸿深有体会，他主张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手段对他们加以控制，使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履行职责。     其一，驾驭胥吏。县衙中办理大量具体事务的是胥吏，虽然他们都是“帮身白役”，但胥吏“位卑而言高，禄微而谋大”，如若管教不力，其对官民的危害极大。黄六鸿认为，对待胥吏需“惟在上者精明以烛之，法制以防之，必罚以惩之，信赏以劝之，矜恤以体之，至诚以动之”。也就是说，县官本身首先要廉洁公正、言而有信，对待胥吏赏罚并举、诚心对待。尤其是把握赏罚二字，“功之可赏，虽有罪而赏必施；罪之应加，虽有功而行必及。”这样，受到奖赏的胥吏因看重这份奖励励，自然生出感奋之心，而遭受惩罚者也不会因为感到过于严酷而有所怨恨。     事实上，黄六鸿也正是这样做的。黄六鸿刚到郯城任知县的时候就了解到该地有号称“金刚、天王、罗刹”的豪衿土棍二十四人，与三班头役、各房执掌相互勾结，把持衙门，包揽钱粮谷税，恣意侵扰百姓，危害四乡。于是，他借用诸葛亮治蜀时所采取的先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策略，在上任三日，就对不法的衙役二十余人进行杖责，其中罢黜五人，打死一人，其余人看到境况如此，皆是汗如雨下，不敢不敬，有所收敛。之后，黄六鸿又及时的实行衿恤之道，这样在威恩并使之下，惩罚了奸佞之人，团结了可信任之人，衙门内弊端速处理殆尽。同时他信赖“老成持重”的胥吏，单独召见，恩结其心，相互信任，使他们竭忠效力。     其二，善待僚佐。僚佐主要包括像县丞、主薄等类的佐贰官，他们协助知县管理县境内的钱谷刑名等事务。但是，这些人“秩卑禄微，诸惟仰赖堂尊”，知县应对他们采取宽容加劝导的态度。否则，稍不留意径情以行，就会与这些人生怨隙，会对县官产生不利的影响。比如他们直接越级上报县官的行政瑕疵，使得县官收到处罚。因此，县官力求笼络人心，甚至包庇纵容。因为佐贰官员俸禄有限，只要他们不过分的滥加刑罚，让他们在处理民间诉讼时赚一些钱财是可以容忍的。     其三，礼遇乡绅。“乡绅”都是一些地方上有威望，有权势的人物，对地方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，甚至能左右地方行政官员的决策。因此，知县应对他们必须礼遇有加。即使遇到乡绅侵犯自身权威的事时，也要虚与委蛇、妥为周旋、谨慎处理。因此，县官在到任之前先要了解地方风俗民情，在任期条陈兴革时要深思熟虑，做出决策时要先访求得乡绅意见，不可一意孤行，以防政策执行时受阻，以生滋扰。知县应按照不同对象在岁时礼节上有别对待，馈送礼品，以表谢意，切勿因惜小费而导致敛怨。     由此可以看出，以黄六鸿为代表的一些清代州县官，他们怀着自律克己的心境，以“为政以德”的理想化治理模式去管理幅员广阔、形态各异的地方社会时，面对的不仅是来自地方社会的制约，更有自身阵营集团的压力，从而逐渐延伸出了一种折中的施政理念。  。